政府高额负债、大量储蓄，之前的4万亿大投资其实不完全是政府投资，很大一部分是银行的钱，而政府的负债程度以及对资本金的重视程度在这些年来都没有显著变化。

中国市场和人民币具有这个潜力。由于信息不对称，投资者和机构只能相信评级公司。

有效监管的标准是，促使金融部门最大限度地达到以上四个目标。从根本上说，生产力和服务水平的不断快速提高，是金融系统保持稳定的基本前提。2.人民币国际化，国家实力和信用增强的自然结果 随着中国经济与区域经济的融合程度不断提高，中国与区内各国的贸易联系日益密切，影响日益增强，区内一些市场人士、政府官员与学者相继提出了人民币区域化的建议。中国金融业缺乏创新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中国监管部门的监管缺乏必要的灵活性，基本属于风险厌恶型监管，对金融机构的产品创新，否定多、肯定少。这时候，监管当局实际上应该从宏观政策的角度及时发现风险，但是看来监管当局做得不够，没有及时向市场提出足够的警示。

(二)金融基础设施：效率上限和安全底线 金融基础设施的效率是金融系统服务效率的上限，金融基础设施的安全是中国金融安全的最根本保障。发展中国家出现金融危机之前，一般会有以下特征：(1)经常账户赤字和财政赤字;(2)本币实际升值;(3)高流动性资本流入;(4)国际储备与短期外债比例失衡;(5)汇率制度上，钉住美元汇率政策和缺乏资本市场控制的内在矛盾;(6)非银行金融机构投资风险资产比例过大，且缺乏有效监管。简单的说，中国货币政策框架需要从传统的利率管制加数量调控向更多借助市场的价格调控转变。

反之，如果通胀率低于目标通胀率，或者实际产出低于潜在产出，就应该调节名义利率，使实际利率低于均衡利率。同样以《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召开2014年第三季度例会》为例，文稿中提到，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仍处在合理区间，金融运行总体平稳，物价基本稳定，但形势的错综复杂不可低估。正如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今年五道口论坛发言中提到的，正常情况下，数量型货币政策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大致上是线性对偶关系，然而，零下界的出现，使得利率不能下调，数量型工具与价格型工具关系呈现非线性的，这时货币政策还要进一步放松，便需要借助于数量型宽松货币政策。例如，长期以来，小微企业一直面临着融资难、融资贵的困境，这一现象在整体流动性偏紧时期体现得就更为突出。

而中期利率指引在基准利率体系打造尚不完善，利率传导机制存在障碍之时大举推进，笔者担忧会出现我们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即以往利率市场化努力出现反复，与市场化改革方向模糊。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笔者看来，伴随着货币政策操作的日益丰富，货币政策其实处于不断的尝试之重，其实难言清晰的货币政策框架形成。

而另一面大量国有企业，甚至是僵尸企业往往能够凭借身份优势，不断地以相对廉价资金成本融资。当然，即便有这样的改进措施，笔者也始终认为，定向投放也始终有悖于市场化初衷，效果往往难以令人满意。三是伴随着存贷差的缩减，当前20%的准备金率或已超出最优准备金率的理论值。四是相对于国际上其他国家，当前中国的存款准备金率已经过高。

两大学派理论框架不断创新，勾勒了当代货币政策清晰的线索：价格渐进调整，货币政策将会对实际变量产生持续效果,通货膨胀产生巨大的福利成本,保持物价稳定成为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就货币政策目标而言，上个世纪70年滞胀之后，新古典主义与新凯恩斯主义经历了一场持久、激烈的论战，为后来的货币政策通胀目标制提供了基石。商业银行贷款能力被购买国债和央票购回、准备金率下降所抵消。同时，对于量化放松等创新工具的使用目前来看争议同样不少。

当然，对于降准这一常规调节基础货币的手段，为何被束之高阁？恐怕便于中国改革滞后，货币政策需要承担改革发展目标有关。唯有这样，才有助于理顺当前央行面临的困境，缓解定向货币政策难以承受之重。

新凯恩斯主义则强调价格粘性、货币非中性。可以看到，美联储连续推出三轮量化放松，甚至通过扭转操作，罕见的大量的购买长期债券，直接干预中长期贷款和债券利率水平，央行资产负债表迅速膨胀至4.5万亿美元，是首轮量宽前的两倍，便是在零下界出现，价格工具与数量工具进入非线性区间而采取的非常规政策。

不仅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其任职期间反复强调公共沟通的重要性，认为良好的沟通可以让家庭和企业更好地理解美联储决策以及其未来变化的逻辑，有助于提高货币政策的可信度和有效性，时任美联储主席耶伦更曾在一次演讲中用革命一词来形容中央银行沟通在当下的广泛应用。遗憾的是，央行在与市场沟通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例如，近期央行网站上关于《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召开2014年第三季度例会》的新闻稿本可以成为市场了解央行货币政策意图的重要内容，但仔细阅读，不难发现，里面内容不多，且与二季度鲜有差别，让市场很难获得更多信息。央行行长周小川曾在今年五道口演讲中提到，对于如何货币操作以满足六大目标，央行自有一套办法，即通过多目标函数加权考虑问题。4、宏观审慎监管被予以要义，但并未纳入美联储货币政策操作框架 危机以来，宏观审慎监管这一新名词受到重视。但从实践情况来看，耶伦出席联储主席以来，对于劳动力市场的重视明显超过了对通胀的担忧，货币政策目标趋于灵活。如仿效美国采取的最优贷款利率（primerate）,中国贷款基础利率报价已然启动，但尚属于试水状态。

虽然货币市场利率市场化已经完成，Shibor运行7年有余，其对于货币市场产品定价起到了很好的指引作用（如采取格兰杰检验，原假设shibor不是同期货币市场产品利率往往被拒绝），但是，毫无疑问否Shibor距离基准利率的标准仍有一定差距，还需进一步完善。反向利率传导是利率市场化尚未完成的又一表现，两个市场呈现的割裂局面再次说明需要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信贷市场定价权让渡给金融机构。

而此次央行报告中提及的中期借贷便利（Medium-termLendingFacility，MLF），期限均为3个月，利率为3.5%。这说明当前对于新货币政策框架的理解是有偏误的。

如此做到，在不存在大的财政赤字的情况下，快速扩大国债市场。进入专题： 货币政策 PSL 量化宽松 。

因而采取非常规手段，定向投放。央行在现有框架下，未来至少有如下努力是可以做出的： 一是加强与市场沟通。就MLF的意义，报告中也有涉及，内容大体上可以归于以下几点：一是在外汇占款渠道投放基础货币出现阶段性放缓的情况下，中期借贷便利起到了补充流动性缺口的作用，有利于保持中性适度的流动性水平。然而，金融危机带来了新的情况，即零下界出现。

如果此处给出经济增长、通胀、以及对海外经济的判断，方能传递更多信息。二、中国新货币政策框架如何构建？ 如此看来，美国经验尚在不断完善之中，且对经济的影响尚待时间检验，中国学习之处要更加谨慎。

可以说，中长期金融产品的定价同样缺少基准。但与市场传言有异，此次使用的工具并非抵押补充贷款（PSL），而是中期借贷便利（Medium-termLendingFacility，MLF）。

对此，社科院余永定老师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可以供决策层参考，即财政部发行不同期限的国债从商业银行筹集资金，然后从中央银行购买外汇储备。然而，伴随着危机之后货币政策越来越复杂，就业目标被提到更加重要的位置，按照耶伦表态，美联储采取了一种柔性通胀目标制（FlexibleInflationTargeting），以寻求在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双重目标中的平衡。

从操作的角度而言，2012年1月美联储声明中首度引入状态指引/阈值指引（ThresholdGuidance），以往是时间指引（CalendarGuidance）。总而言之，危机以来，美联储货币政策操作不断创新，且短期来看，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比如增长复苏，劳动力市场好转等等，丰富了货币政策理论与实践。而反观今年，仅有0.03%的理财产品最终实际收益低于预期收益四是相对于国际上其他国家，当前中国的存款准备金率已经过高。

从操作的角度而言，2012年1月美联储声明中首度引入状态指引/阈值指引（ThresholdGuidance），以往是时间指引（CalendarGuidance）。近日中国央行发布《2014年第三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报告中首次回应了9、10月央行曾通过创新工具向商业银行注入流动性的事实。

对于金融稳定，特别是对于资产价格暴涨暴跌的反应，宏观审慎监管比货币政策更适合注重于此内容。然而，伴随着危机之后货币政策越来越复杂，就业目标被提到更加重要的位置，按照耶伦表态，美联储采取了一种柔性通胀目标制（FlexibleInflationTargeting），以寻求在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双重目标中的平衡。

2、中期利率指引如何做到？ 换一个角度验证笔者上述论点。不仅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其任职期间反复强调公共沟通的重要性，认为良好的沟通可以让家庭和企业更好地理解美联储决策以及其未来变化的逻辑，有助于提高货币政策的可信度和有效性，时任美联储主席耶伦更曾在一次演讲中用革命一词来形容中央银行沟通在当下的广泛应用。